要来学校，就能维系他的权威。谁想玩最新的游戏，谁想在他的战队里混个位置，都得去网吧里，孝敬他几瓶可乐，或者一包红塔山。
而曾文静的爸爸，那个平
里温文尔雅的曾老师，则成了抵制网吧运动的、最激烈的旗手。他会在家长会上痛心疾首地，控诉网络游戏是“电子海洛因”，会毁掉我们这一代
。他甚至还写了好几封信，投到县里的教育局和报社。 但这一切，都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那家名叫“冲
族”的网吧，生意越来越红火。而曾老师，则因为他这种不合时宜的固执，成了很多家长和老师在背后议论的、一个跟不上时代的老古董。发布页Ltxsdz…℃〇M
那段时间，我们县城，就像一个巨大的、光怪陆离的舞台。砍树的，下岗的，上网的……各种各样的，带着他们各自的悲欢、欲望和挣扎，匆匆地，在我的眼前，上演着一幕幕的活剧。
我像一个贪婪的、初出茅庐的观众，被这些眼花缭
的剧
，给彻底地吸引了。以至于，我几乎都快要忘记了，我们家那片小小的、看似平静的舞台上，也正在酝酿着一场，无观看的、更
刻的风
。
妈妈依旧清闲。那种被架空的、无所事事的子，像一层厚厚的、不透气的青苔，慢慢地，爬满了我们家所有的时间缝隙。她不再像一开始那样，
用疯狂的家务来对抗空虚。她似乎……习惯了。
在那片属于外部世界的、喧嚣的背景音之下，我们家的生活，陷
了一种极其古怪的、充满了矛盾的新常态。
妈妈嘴上，再也没有提过吕叔叔。他的名字，连同那本厚厚的《复活》，都像被施了某种沉默的咒语，从我们家的常对话里，彻底消失了。她对我，甚至比以前管得更严。她会仔细地检查我的每一份作业，会因为我一个字写得潦
而让我重写半页。
我们家的晚饭时间，开始悄悄地，向后推迟了半个小时。从五点半，变成了六点。
起初我没有在意。直到有一次，我饿得厉害，忍不住问她为什么还不做饭。她正坐在窗边，心不在焉地翻着一本杂志，听到我的话，
也不抬地说：“等天黑透了再做，凉快。”
我知道，她在撒谎。
因为我们家那扇朝北的窗户，正好能看到税务局大院的门
。而每天傍晚六点钟左右，那辆黑色的、四个圈圈的奥迪车，都会准时地，从那扇大铁门里，缓缓地驶出来。妈妈并不是在等天黑，她是在等那辆车。她想知道，他今天，有没有加班。
她从不承认。如果那天奥迪车准时出来了，她就会立刻站起身，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走进厨房，叮叮当当地开始做饭，心似乎也会好一些。如果那辆车迟迟没有出现，她脸上的那层冰霜，就会结得更厚，那晚的饭菜，也总是会咸得发苦。
我们家的电视机，在那年秋天的一场雷阵雨后，彻底坏掉了。屏幕上，只剩下一片永恒的、沙沙作响的雪花。舅舅程伟来看过一次，拆开后盖，鼓捣了半天，最后摇着宣布，是里面的显像管烧了，没得修了。
妈妈于是开始有了新的习惯。她会在晚饭后，带着我，去家属院外面那条新修的、沿着护城河的滨江路上散步。那条路是县里最新的形象工程，路灯很亮，路面很宽，是县城里所有有有脸的物在晚饭后最喜欢聚集的地方。我常常能看到我们学校的校长，或者县医院的院长，腆着肚子和他们的夫们在那里不紧不慢地走着。妈妈很讨厌那个地方，以前总说那里的太吵、太
显摆，但那段时间，她却一反常态地，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带着我去那里走上两圈。
她会给我买一根棉花糖。她自己什么也不要，只是拉着我的手，在那条灯火通明的路上慢慢地走着。她的步子很慢，眼睛也不像是在看风景，目光总是在那些同样在散步的群中，来回地、不着痕迹地扫视着。我知道她在找谁。
我们走了很多天，都没有遇到。直到有一次，我们真的，“偶遇”了。 那天晚上，我们正走着，我看到前面不远处一个熟悉的高大背影，正站在河边的护栏旁，和一个我不认识的、留着大背的男在说着什么。是吕叔叔。我看到妈妈的脚步瞬间就慢了下来，她的手心渗出了一层细密的、冰冷的汗，连呼吸也变得有些急促。她假装在看旁边花坛里的月季花，身体却不由自主地，朝着那个方向一点一点地挪了过去。
就在我们离他们还有十几米远的时候，吕叔叔似乎是谈完了事。他和大背男握了握手，然后转过身，正好和我们打了个照面。
四目相对，空气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发布页地址(ww*W.4v4*v4v.us)
我看到吕叔叔的脸上先是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随即就恢复了那种我熟悉的、温和而又带着距离感的笑容。他主动地朝着我们走了过来。“程蕾同志，”他点了点，语气是那种纯粹的、领导对下属的客气，“带孩子散步啊？” “……是，是啊，吕局长。”妈妈的声音有些发紧，脸上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您……您也来散步？”
“嗯，跟招商局的刘局长，随便聊聊工作。”他轻描淡写地说，然后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笑着摸了摸我的，“晨晨又长高了啊。最近学习怎么样？那本《复活》，看完了没有？”
他记得那本书。我看到妈妈在听到这句话时，那双一直努力维持着平静的眼睛里，瞬间就涌上了一层水汽。她死死地咬着自己的嘴唇，才没让那层水汽凝结成泪珠。
“还在……还在看。”她替我回答道，声音嘶哑。
“嗯，好书，要慢慢读。”吕叔叔点了点，然后就像对待任何一个普通的下属一样，又客气地对妈妈说，“行，那你们继续逛吧，我先回去了。”他说完，就真的转身，迈开步子，朝着另一个方向不紧不慢地走了，没有多说一句话，也没有再回看一眼。
他就那么走了，留下妈妈一个僵在原地，像一尊被瞬间抽空了灵魂的、冰冷的雕像。
我看到，她看着那个渐行渐远的、决绝的背影，那双刚刚涌起水汽的眼睛里，所有的光都一点一点地、彻底地熄灭了。她只是牵着我，转过身，默默地往家的方向走去。
她的背影，在那条灯火通明的、充满了欢声笑语的滨江路上被拉得很长，很长。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妈妈那所有是心非的矜持，所有煞费苦心的偶遇，在那句客气而又疏远的“程蕾同志”面前，都显得那么的苍白，那么
的可笑。 她输了。在这场无声的、关于谁先低的战争里，她输得一败涂地。
(9)
那个冬天，我们县城的大街小巷，一夜之间，冒出了很多穿着红色马甲、推着崭新自行车的年轻。他们的自行车后座上，都绑着一个印着中国邮政字样和一只绿色大雁的、方方正正的绿色铁皮箱子。
他们是新出现的邮递员，送的却不是信，而是一种名叫特快专递的东西，据说，能把一份文件，在一天之内，从省城送到我们这个小县城。
我们家属院里的，都觉得这东西又贵又没用，有那个钱，打个长途电话不就什么都说清楚了？
但很快，我就发现，我们家成了这栋楼里，唯一一个，会收到这种绿色铁皮箱子光顾的住户。
滨江路那次惨败的偶遇之后，妈妈像一个被戳
了所有幻想的气球，迅速地、无可挽回地，
瘪了下去。她不再去那条灯火通明的路上散步，也不再刻意地推迟晚饭的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