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林海峰，又看了看站在我身旁，那个因为考了第一名，本应上台领取奖状，此刻却只能和我一样，站在台下鼓掌的曾文静。
我看到曾文静那张总是很文静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和我一样的、充满了困惑和茫然的表
。
我忽然觉得，我们平
里在课堂上学的那些，关于“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诚实和努力的道理，在主席台上那张巨大的、刺眼的红色奖状面前显得那么的苍白，那么的可笑。
那天，我开始对这个看似公平的、用分数来衡量一切的世界，产生了怀疑
。 而这种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再也无法拔除了。
那个充满了困惑和茫然的春天，最终还是在益聒噪的蝉鸣声中，滑向了夏天。期末考试的成绩单，像一张早已注定好命运的判决书，发到了每个
的手里。曾文静依然是第一，我勉强挤进了中游，而林海峰，则毫无悬念地继续在榜单的末尾徘徊。
那张写着“捐资助学”的巨大奖状，在学校的宣传栏里被晒得微微褪了色。但它所带来的那场无声的地震，其余波却还在我们这些孩子的心里久久回
。 暑假如期而至。
妈妈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忙碌。局里要搞一个关于税改的、全省
质的成果展览，她是主要的筹备之一。
那段时间，她几乎是以单位为家，每天都带着一身疲惫和满身的油墨味回来。她没有时间，也没有
力再管我。
就在这时，舅舅程伟又一次恰好地出现在了我们家。
他这次来，不再是两手空空，而是提着一个印着娃哈哈字样的、红色的铁皮礼盒，里面装着几瓶八宝粥和一些饼
。他满面红光，看起来神焕发，像是遇到了什么天大的喜事。
“姐！晨晨！”他一进门就咋咋呼呼地嚷道，“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弟我，要出
地了！”
原来，他所在的那个半死不活的土产公司，终于要进行改制，准备和一个香港来的老板合资搞一个农副产品
加工的工厂。而舅舅，凭借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以及常年在棋牌室里练就的、察言观色的本领，居然提前
结上了港商派来的一个经理，被许诺在新工厂里当一个管仓库的小。
“姐，你别看这官不大，”他得意洋洋地对我妈说，“这可是合资企业！以后我就是白领了！跟那些泥腿子可不一样了！”
他这次来，除了炫耀，还有一个目的。他看我一个在家没管，便自告奋勇地提出要带我去乡下体验生活，让他这个未来的“白领”舅舅，好好地带我见见世面。
妈妈大概是忙得实在分身乏术，也或许是觉得乡下空气好，有助于我散心。在舅舅再三保证会把我照顾得白白胖胖之后，她居然同意了。
于是，我就坐上了舅舅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其他零件哪儿都响的凤凰二八大杠，一路颠簸着，去往那个我只在外公生病前偶尔才会去的、遥远的乡下。 乡下的夏天，和县城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这里没有高楼，没有汽车的喇叭声。只有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稻田，和被太阳晒得滚烫的
、蜿蜒的田埂。空气里，充满了青
、泥土和牲畜粪便混合在一起的、浓烈而又充满生命力的味道。巨大的、不知名的蝴蝶，在野花丛中翩翩起舞。蜻蜓低低地飞着，翅膀在阳光下，像一层透明的玻璃纸。
舅舅的土产公司，就在镇子的
处。那是一排低矮的、灰色的平房，墙皮已经大面积地剥落，露出里面斑驳的红砖。院子里堆满了各种积压多年的、已经看不出本来面貌的农产品，散发著一
陈旧的、发了霉的味道。
这里就是舅舅即将“出地”的地方。
我的暑假生活，就在这个
败的院子里，以一种极其缓慢的、近乎于停滞的节奏展开了。舅舅每天都忙着和他那些未来的“同僚”们，喝酒、打牌，商量着新工厂成立后，如何“大展宏图”，根本没时间管我。
而我则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安静的避难所。
土产公司的隔壁，是镇子上的卫生院。卫生院后面，有一排老旧的、青砖黛瓦的教职工宿舍，据说以前是给老中医和家属们住的，现在大多已经空置了。只有一个院子还住着。
我第一次注意到那个院子，是因为它门那棵巨大的、几乎遮蔽了半个天空的黄桷树。那棵树，比我们家属院里的香樟树，还要老，还要大。
而那个
孩，就坐在那棵巨大的黄桷树下。
她看起来比我大几岁，大概十三四岁的样子。她很白，是那种因为不常出门晒太阳而显得有些苍白的、不健康的白。她很安静，甚至比曾文静还要安静，但那种安静，不是文静，而是一种超乎年龄的、仿佛对周遭一切都漠不关心的冷静。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和一条灰色的裤子，脚上是一双最普通的塑料凉鞋。她就坐在一张小小的竹凳上，手里捧着一本很厚很厚的、连封皮都磨损了的、砖一样的书。
她看得那么专注，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她和那本书。连我这个陌生在她院子门站了很久，她都没有抬一下。
她，就是郑文清。
我是在后来偷听舅舅和镇上的聊天时，才知道她的名字和她那令唏嘘的身世。
她是跟着外公住在这里的。她的外公，是卫生院那个退休了的、德高望重的老中医。而她的父母，据说，原本都是东北抚那边，一个大工厂里的大物——一个是总工程师，一个是厂办的部。后来不知道犯了什么事，父亲被抓进去了，母亲则在一个雪夜里跳了楼。
于是，她就成了孤儿，被外公从千里之外
的东北，接到了这个南方的、偏僻的小镇上。发\布邮箱 ltxsbǎ@ＧＭＡＩＬ．Ｃ⊙㎡
我知道这些的时候，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
我再去看她时，眼神里，就多了一丝我自己也说不清的、混杂着同和某种同类辨认的绪。
我们的第一次
谈，发生在一个下着雷阵雨的午后。我被舅舅差遣去隔壁卫生院的小卖部买酱油，回来的路上，雨突然就大了。我抱着酱油瓶，狼狈地冲到那棵巨大的黄桷树下躲雨。
郑文清就坐在屋檐下的竹凳上，依然在看那本厚厚的书。
她看到我被淋得像只落汤
，没有笑，也没有说话。她只是默默地站起身，走进屋里，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一块净的、洗得发白的旧毛巾。
她把毛巾递给我，说：“擦擦吧。”
她的声音，很清脆，带着一点点北方特有的、平直的腔调，和我们南方软糯的音完全不同。但很好听。
“谢谢。”我接过毛巾，小声说。
我们就那么一个站着，一个坐着，在屋檐下，听着外面“哗啦啦”的雨声，谁也没有再说话。
过了一会儿，我忍不住，好奇地问她：“你在看什么书啊？”
她把书的封面亮给我看。那上面，印着两个遒劲有力的大字——《辞海》。 我愣住了。我无法想象，会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孩，把一本这么枯燥的、像字典一样的大部看得津津有味。
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困惑，淡淡地解释了一句：“外公说，可以不识字，但不能不识理。这书里，什么理都有。”
那句话，我当时听不懂。但我却被她那种超越年龄的、一本正经的沧桑感，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