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戴领导人，于是自己也乐意仁义。这是建立在孟子的“性本善”的前提下了，如果下属官僚和民众是性本恶的，看到领导行仁义，不但不拥戴，反倒乘机占领导便宜（比如那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就是占那个行仁义的领导的便宜），你硬去推广仁义，搞品德教化，最后只能出现假仁假义，大家作出仁义的样子骗你，实际则把黑手伸向你占你和国家的便宜。
只有解决了上述两个要求，在此之前，孟子的理论是行不通的。
而这两个要求能解决吗？我们听听康德的观。
康德认为，人的私欲永不可免（私欲不可克服，不论领导还是下属），道德完人永不求（很难找到或教化出来）。那么，按这种理论，康德就认为，以道德教化（推广仁义，“以德治国”）来提高大家从而建立一个幸福发达社会，是不可能的。
但是，当以民主宪政（或其它一些相对合理的社会体制——潇水）使人们彼此互为制衡时，在这个制度之下，就算是魔鬼，也只能空有无限坏心却做不了多少坏事了。也就是说，人民群众的普遍素质哪怕再低，也不会妨碍到民主制度的运作，进而也不会妨碍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提升。
看来，康德的观和《吕氏春秋》的观是一样的，行仁义这种道德教化——所谓以德治国，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除了假仁假义以外，并不能真正提高社会能力。有效的办法，是从体制和机制的手段上下功夫。
“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道德教化、仁义推广、以德治国、推行仁政，这些骨子里相同的概念，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对它的可行性已经有了认识了。
看来康德也是个承认“性本恶”的法家类型的思想者啊。他认为，机制和体制，不怕人性恶，哪怕你恶得像魔鬼。而道德教化，则要求每个人潜力上都能成为圣人。
不知怎么搞得，“大贤”孟子一顿胡咧咧，居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礼遇。齐宣王授与孟子“客卿”的高位（客座教授），重用孟子了好几年，事事请教。这对齐国算是好事还是坏事，真很难说。
由于齐宣王也学着讲起了道德仁义，而不关心治国和驾驭群臣所必须的“法”，他长期任用庶弟、大贵族“田婴”为相。田婴把持朝政，嚣张一时。
田婴死后，其子田文继承封地，号“孟尝君”。此人仰仗乃父遗留下来的封地、党羽和数不尽的资财，接连把持朝政达30年之久，以致“闻齐之有田文，不闻齐有王也”。稷下学士议论纷纷，荀子斥田文为“篡臣”。在军事上，田文采取远攻近交之策，徒耗国力而一无所得。
田婴、田文父子长期把持朝政，使齐国齐威王时代的朝气和加速度变成夕阳西下，后来齐国被五国联军合击而一败涂地，不复能与秦国抗衡。
孟子建议齐宣王行仁政，对大臣们宣讲仁义，这样大臣们就不会向上欺负国君了（“未见有义的人会把国君的利益放在后面”，孟子说，这也是孟子认为行仁政的第一个好处，巩固国君地位，大臣讲仁义就不上犯君权）。可是田婴、田文却不讲什么仁义，向上忽悠国君、抢权，毫不客气。宣讲了半天仁义，只是落得臣子口上装着一个假仁假义罢了，骨子里则作奸犯科。
如果是用法家的学说的话，首先，田婴作为宗族亲戚没有足够大的功，就不能上岗。上岗以后，又有一套法令、考核和赏罚约束着他，上述田婴专权的事情就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
一旦国家遭殃、衰败，对民众还有什么仁可言。行肤浅的仁义，只能导致最后的大不仁，全民跟着受罪。孟子把人性定义为本善，却得到了恶的结果；法家把人性定义为本恶，却得到了善的结果。
我们换一个搞仁政的企业来看看。这样的企业，通常“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下班去”就是他们的座右铭，上一天班，毫发无损——所以叫平平安安。多干少干、干到什么标准都可以，因为领导仁义，不计较。不该奖励的也给他吧，该处罚的高抬贵手算啦，仁嘛。
领导想用他的仁义来感化大家，对员工这么好，按道理员工就应该也争脸了吧。不料，员工却并不仁也不义，从主管到员工，个个都混日子，厂子越来越穷，根本没有竞争力，终于倒闭，大伙下岗。你从大仁，变成了大不仁。推行仁政的国家也是这样的。
如果你所在的社区，通水通电、卫生维修、基础设施等服务水平特别差，大街上涂涂抹抹办证广告、垃圾遍地没人管，那这些相关职能机构的领导们一定是实行仁政的：单位里的人一定是沐浴着仁风荡漾，上班打游戏看报纸来的，根本不去作为，直到某一天出了大事，被媒体爆光把他们全体解雇下岗为止。
齐宣王的府里有一个庞大的王家乐队，里边光吹竽的就有三百人，有个五音不全的“南郭先生”，也模仿大家摇头闭眼的样子，鼓着腮梆在里边“滥竽充数”。齐宣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无从发现。其实是可以发现的，你对臣子们搞监察考核，谁干得不好就立刻知道了，用法家的办法。但你是仁政，怎么能这样呢！行仁政，就是你自己做优良表率的带头作用，让大家都自愿学你（这是仁政的第二个用处，孟子说，发展国力），而不是用监察考核的办法来逼着大家。所以不做考核而用仁义教化。而且你让南郭先生下岗，让他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这也不像是行仁政啊。于是南郭先生啥都不会却照样白拿工资，没人管，充分体现了儒家“仁政”的好处，大锅饭吃得又甜又香。这在法家流行的国度，是绝不可能的，有绩效考核呢。
以行仁政的思想来管理一个乐队，一个乐队尚且无法管理好，那么使用仁政来管理一个国家呢？能使国家强大富有吗？呵呵。
圣人一叶而知秋，从这一个乐队，也就可以看出行“仁政”之后的齐国的政府和朝臣们的现实了吧。
齐宣王还喜欢射击，喜欢被人挑大拇指赞叹：“大王，您能拉动强弓啊！”其实他何尝拉动强弓，最多不过三石。他的左右跟班的，假装试着拉这弓，拉到一半儿，就呲牙叫唤：“不行了，不行了，拉不动了。这弓不下九石的力气，不是大王您，孰能用得了它啊！”
于是，齐宣王到死都以为自己能拉动九石强弓，岂不悲哉？
齐宣王不用法家的“术”，于是身边的人蒙蔽他，他都察觉不出来，至于朝内强权大臣“田婴父子”架空他，他就更无如其何了。仁政嘛，怎么能使用法家那一套察举监控下属的“术”呢。于是，他甘于被蒙蔽，成为一个空虚的道德壳子，高挂在春风掀动的大树上。
齐宣王的道德建设、仁政建设有声有色，终于给他自己和旁人留下了一些代价昂贵的美谈。
有一个高士颜觸，“高士”就是高高地卧在床上不上班每天睡到自然醒的人，比“坐家”还边缘的一种人。有一天，高士颜觸到齐宣王那里申报户口。齐宣王说：“谁是颜觸啊，颜觸站前边来。”
颜觸不动弹，上边又问：“颜觸在不在？上前来！”
颜觸气势凛烈，蔑视王权，说道：“大王上前来！”
一介不上班的寒士，勇于跟国君斗争啊。齐宣王心里不快活了，但是碍于孟子教他的仁政的面子，不好发作。
他左右的人受齐宣王的道德楷模影响，也很和气，对颜觸叫道：“你太不象话了吧，大王是人君；你是人臣。大王说你上前，你也说大王上前，不太合适吧。”
颜觸从容不迫：“我上前是慕势，大王上前是趋士。不如大王上前，更是一种美谈。”（这要换未来皇权时代，早被拖出去剥皮了。）
颜觸从容不迫：“我上前是慕势，大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