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停止。彼特·古伯把沥姆·沃尔夫关于纽约金融领域的一部正在流行的讽刺作品
《无价值的篝火》给他送了去。已厌倦了阴暗内容影片的斯皮尔伯格把它转绘了别
人，它被转到了布里安·德·帕尔玛的手里。让他来作这个导演，许多人认为是不
合适的。
几乎两年时间，达斯汀·霍夫曼一直在漫不经心地摘着一部关于一个糊涂透
的学者和他的颓废的兄弟的影片，它是根据巴里·莫罗的文学剧本改编的。最初设
想，它是关于两个中年男人的影片，在霍夫曼和斯皮尔伯格的代言人麦克·奥威兹
的建议下，角色都被重新改写了，霍夫曼和汤姆·克鲁斯扮演了这兄弟俩。当罗恩
·巴斯重新改写莫罗的剧本时，马丁·布莱斯特(《贝弗利山的警察》的导演)为导
演这部影片签了合同。然而，到这时，奥威兹仍在犹豫。布莱斯特辞职后，这个本
子又转给了理查德·普赖斯(影片《金钱的色彩》的导演)，最后到了迈克尔。鲍特
曼(电影《好妈妈》的导演)的手里。奥威兹问斯皮尔伯格是否对导演这部电影感兴
趣。影片现在的名字叫《雨人》。尽管斯皮尔伯格承认霍夫曼渴望与心中的“偶像”
一起工作，但他像以往一样保留着对明星的戒心，特别是那些像霍夫曼这样以优柔
寡断闻名的明星。鲍特曼接过了此事，但当他读完被改写的剧本后，他还是决定采
用莫罗的原稿。斯皮尔伯格告别了继续同长期合作人默里·斯切斯格一同编写剧本
的霍夫曼，回到了西班牙。在他回去的时候，这个本子尚未完成。由于影片《印第
安纳·琼斯和最后的圣战》开拍日期的逼近，他放弃了那个项目，并将有关影片拍
摄方面的意见交给了最终的导演巴里·列文森。
艾米来到斯皮尔伯格身边，她的出现是个紧张的开端。由于她答应的6个月休假
已接近尾声，她对再去工作心情烦乱。她后来抱怨说：“我照顾马克斯，已经失去
了对任何角色的感觉，我真要发疯了。”导演琼·麦克琳·西尔弗在西班牙拜访了
她，给她带去了剧本《横跨德兰塞》，是关于一位好胜而活泼的纽约犹太姑娘的罗
曼史，她通过一位婚姻介绍人的安排，与从老家来的一个邻居，一个卖西瓜的商人
结合了。除此而外，几乎再没有什么人给她提供角色了，尤其是来自百老汇方面的，
那是她真正的理想所在。
艾米加入了西尔弗的拍摄队伍，但完全是出于一种病态的仁慈。“我的脾气很
坏，总想跟人打架，”她承认说，“我有了一个宝宝，并且使我失去了我的位置。”
在她拍摄影片的时候，她和斯皮尔伯格在罕普顿相处的时间要比在洛杉矾长得多。
斯皮尔伯格整天心神不宁，而且对罗斯和艾米带来的一些陌生人感到不舒服。威廉
姆·德·库宁尽管已处于“阿耳滋海默氏病”的早期阶段，但仍然在工作。艾米、
斯皮尔伯格和理查德·德里福斯等人以及德里福斯的妻子杰拉米——德里福斯在解
毒诊所遇见的一位护士，艾米后来最亲密的朋友——一起来到德·库宁的家里，看
望他和他的妻子艾莲娜。斯皮尔伯格既不喜欢，也不明白德·库宁的工作。在到处
都用艺术品和杨树工艺品装饰着的家里，给人一种民间艺术氛围。德·库宁对电影
知之甚少。德里福斯有一次曾试图向他解释拍电影的压力，他把这种压力比作在一
条火车正在逼近的铁道上作画。
“你为什么要在铁道上拍电影呢？”德·库宁问道。
艾莲娜的传记作家利·霍尔曾描述过他们对在罗斯家聚会的反应，当时斯皮尔
伯格也是一位客人。
这里一切都很安静，气氛平和没有任何争论，似乎也没有什么可谈。
吃完饭后，他们都定进了放映室，看一部影片。艾莲娜十分惊讶，他们如
此的富有，他们拥有一切，但他们却无话可谈。这一，对艾莲娜来说，
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事情。而且我认为，她对这种聚会也觉得没有意思。
艾米喜爱罕普顿，她曾在那里渡过许多快乐时光。把自己当作好莱坞宴会上那
些自以为是的演员们的宠儿，或是把自己聪明有教养的优越感隐藏起来不是她的风
格。她说：“我感觉自己像一位政治家的妻子。有许多肯定是我不喜欢的事情在等
待着我。我的问题之一就是我太诚实太直率，我会为此而付出代价。但是当时我尽
量把握着自己，可我还是赔了。”她一直在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
片长152分钟的《太阳帝国》，在1987年12月上演了。斯多波德和巴拉德第一次
相遇是在洛杉矾的首映式上，他们都被安排在第一排就坐。
巴拉德说：“斯多波德转过脸，看我坐在那儿很是惊讶。”
“也许我该换个座位。”斯多波德很“外交”地建议说，但巴拉德告诉他，他
对他改编的这个剧本非常满意。
这部影片对观众和新闻界来说完全不像它被改成的那样。许多评论以不赞赏的
口吻把它与《希望与荣誉》进行了一番对比。在那部影片中，约翰·鲍尔曼追忆了
一段在贝利兹战争时期的一个英国儿童的经历，评论者认为它所表现的真实性是《
太阳帝国》所欠缺的。巴拉德说：“在影片公演之前我做了一次售书旅行，尔后我
参加了首映式，让我吃惊的是，我渐渐意识到，美国新闻界对斯皮尔伯格抱有如此
程度的敌意……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他的态度都近乎毫不犹豫的否定。我记得有人
说：‘你为什么要允许他拍你的书呢？’”
斯皮尔伯格希望他接受撒尔伯格奖时的演说能够使他得到旧好莱坞和评论家们
的认可。但是，在《太阳帝国》上演期间，他们都像以往一样地鄙视他，这已经
渐渐清楚了。斯皮尔伯格在1978年曾阴沉地对阿德里恩·特纳说过：“我想好莱坞
将在我55岁的时候宽怨我。我也不知道他们将以什么样理由宽恕我，但是在我55岁
的时候，他们将宽恕我。”在从灾难中得到拯救的希望中，他一直在努力与各方人
士和平相处，他改变了接受欧文·撤尔伯格奖时在虚诚的演讲中所使用的口吻，他
坚持说“伟大人物的伟大的语言”不再是他惟一的兴趣，平凡的人们说的平凡的语
言也许同样寓意深刻。对奥斯卡奖也需要分析对待，他说，一般说来，人们给予好
莱坞的劝诫比给予它的许诺要少得多。“我在谈论未来的事业，我也在说我自己。
我常对自己说这种话：让我们放下手中的一切事，大事或者小事，现在该是人们彼
此交流感情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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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什么影片能够确切地表明斯皮尔伯格的能力所在，而《太阳帝国》这
样的“斯皮尔伯格项目”则完全证明了这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