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眼珠被打出来的机会却是一千比一。除非发生奇迹你才会成为将军或海军少将。
可正是因为机缘对你不利，正因为没有多大希望，这儿的生活才可
。过一天算一天。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晴雨表永远不变，旗子始终半升半降。你在胳膊上系一块黑纱，在纽扣孔里别一段丝带。如果你有幸买得起，还可以替自己买一副特轻
造假肢，最好是铝的，它不妨碍你喝开胃酒、上动物园去看动物或是同时刻准备扑向一块新鲜的臭
、沿着林荫道飞来飞去的兀鹰嘻戏。时光在流逝。如果你不是本地而且一应证件都全，你尽可以接触传染源而不必担心感染。如果有可能，弄一份校对员的工作更好。这样，一切都妥了。就是说，假如你凌晨三点往家走时碰巧被骑自行车的警察拦住，你可以朝他们嘛僻啪啪地捻手指。早上市场上最忙
时你可以买比利时
蛋，五十生丁一只。校对员通常不睡到中午不起床，甚至更晚。
挑一家紧挨着电影院的旅馆就好了，因为你若容易睡过
，
场电影的开映铃声会唤醒你。如果找不到一家紧挨电影院的旅馆，挑一家靠近墓地的也行，结果也是一样的。要紧的是，永远别泄气。永远别泄气。
这也是我每天晚上试图向卡尔和范诺登耳朵里灌输的，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不过用不着泄气。我仿佛皈依了一种新的宗教，仿佛每天夜里都向圣母玛丽亚做一次一年一度、连续九夭的祈祷。我想象不出如果自己当了报纸的编辑或美国总统又能得到什么好处，我处在一条死胡同里，这儿既自在又舒服。手里拿着一份报，我听着身边的乐声、嗡嗡的说话声、排字机的叮当声，像是有一千只银手锅在通过衣物绞
机。不时有一只老鼠从我们脚下跑过，一只蟑螂从我们面前的墙上爬下来，细
的腿灵巧地小心移动着。白天的事件从你鼻子底下滑过，轻轻地、不引注目
，你不时地会遇到一个署名使你想到一只手、一种自我主义以及这的虚荣心。它们安详地滑过去，像送葬队列走进公墓大门时那样。用作抄写的桌子底下铺了厚厚的一层纸，一踩上去有点像踏在有一层软毛的地毯上。范诺登桌下到处洒着褐色的汤汁。十一点左右卖花生的小贩来了，他是一个智力有缺陷的美国，他对自己的命运也挺满意。
我不时收到莫娜的电报说她将坐下一条船来，上面总是说，“信随后就要。”这种
况延续了九个月，可我从来没有从乘船来的旅客名单上看到她的名字，仆也从未用银盘子托着一封信拿给我，我也就再不指望发生这种事了。如果她真的来了，她可以在楼下找我，就在厕所后面。也许她会立即告诉我这里不卫生，一个美国
对欧洲的第一观感便是不卫生。如果没有现代化抽水马桶她们就无法想象这儿是一个天堂；如果发现一只臭虫她们就要马上给商会写信。我怎么启齿向她解释我在这儿很满意？她一定会说我已经堕落了，她这一套我很清楚，她想找一间带花园的工作室，当然还得有浴盆。她要穷得
漫，我了解她。不过这一回我都替她预备好了。
有些天太阳出来了，我走下那条被来回踏了许多遍的小径，一边如饥似渴地思念着她。尽管这种严酷的生活也令满意，我仍不时会渴望过另一种方式的生活，会臆想如果身边有个年轻活泼的将会发生什么变化。麻烦的是我几乎已不记得她的模样了，也记不得搂着她时是什么感觉。过去的一切似乎都己沉
大海，我还有记忆力，不过眼前的形象已失去生气，它们好像死去了、散了，像
在泥沼上久经岁月侵蚀的木乃伊。若试图回忆我在纽约的生活，我想起的只是几个支离
碎的片断，这些片断极可怕，上面还蒙着铜锈。我的整个生命似乎已在某个地方终止了，可是我说不上确切在哪儿。我己不再是美国、纽约，更不是欧洲、
黎。我不忠于什么，没有责任、没有仇恨、没有忧虑、没有偏见、没有激。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什么，我是中立的。
在我们三个夜里回家的路上，一阵恶心过后我们常常开始谈论一些事的状况，那种热心劲儿只有不积极参与生活的才表现得出。有时我爬上床时感到奇怪的是这种热的产生只是为了消磨时光，为了打发从办公室徒步走到蒙帕纳斯所需的这四十五分钟。也许我们有改进这个或那个的最机智、最实际的主意，可是却没有把这些主意拉到需要它们的地点去。更奇怪的是主意与生存之间毫无关系并不使我们痛苦或不快，我们已经十分适
应了。假如明天有吩咐我们用手走路，我们也会毫无怨言地照办。当然，条件是报纸照样印，我们定期领薪水。其他的都没有关系，什么都没有关系。我们已经东方化了，已经成了苦力，白领苦力，每天一捧米就封住了我们的嘴。那天我读到，美国脑袋的一个特点是在枕骨部有一块缝间骨，或者叫顶间骨。横向枕骨骨缝常在这块骨上出现，据这位著名学者后来说，这是由于胎儿期的挤压造成的。这是抑止发育的迹象，表明这是一个低劣的种。他继续写道，“美国的颅的平均脑容量比白种低，但高于黑种。不分
别，如今的黎的脑容量是1448立方厘米，黑是1344立方厘米，美国印第安是1376立方厘米。”从这一大堆话中我推理不出什么来，因为我是美国，却又不是印第安。可是这样解释这些事，比方说，根据一块骨、一块顶间骨未免有些狡辩。他也承认个别印第安的脑子达到了罕见的1920立方厘米，这样大的脑容量是其他种都不曾超过的，但是这个事实也丝毫没有动摇他的理论。我满意地读到无论男，黎的脑容量都正常，显然他们的横向枕骨骨缝不那么执拗。他们懂得如何消受一杯开胃酒，也不为房子尚未油漆而焦虑不安。就脑颅的数据来看他们的脑袋并没有特殊之处。他们把生活的艺术发展到了十全十美的境地，这一定是基于其他一些原因。
在路那边保罗先生开的小咖啡店里，我们可以在为记者保留的一间里屋里赊帐吃饭。这是一个令愉快的小房间，地板上洒着锯末，苍蝇随着季节的改换飞来飞去。我是说这是专为记者保留的房间，可我并不是指我们单独吃饭。恰恰相反，这是说我门有幸结
和拉皮条的，他们在保罗先生的常客中占了一大部分。这样的局面正中楼上那些家伙的下怀，因为他门总在注意寻找感，就连那些有一个牢靠的法国小姑娘的也不反对不时改换一下胃
。要紧的是别染上花柳病，有时好像一场时疫横扫了整个办公室，也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他们全都跟同一个睡了觉，不管怎么说，看到他们不得不坐在一个皮条客旁边时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真叫痛快。尽管一个拉皮条的也有一些职业上的小小困难，相比之下他们却过着奢侈的生活。
这会儿我特别想起了一个高大的金发男，他骑着脚踏车送《哈瓦斯信使报》。他吃饭时总是迟到一会儿，总是汗流浃背，脸上涂满了污垢。进门时他是迈着优雅、可笑的步子，他举起两根手指向每个致敬，然后匆匆忙忙走到厕所和厨房之间的污水槽边去。擦脸时
他迅速查看一下吃的东西，若看见案板上有一块烧好的牛排便捡起来闻一闻，要不就把勺子伸进大锅里尝一汤。他像一警犬，鼻子始终贴在地上。撒完了尿，捍完了鼻涕，准备工作算是做完了，这时他便大大咧咧地朝他的姑娘走来，“吱”地狠狠亲她一下，同时还抚似的拍拍她的
。我从未见过这个姑娘有过不净整洁的时候——甚至在早晨三点钟工作了一夜后她也很整洁，真像刚刚从土耳其浴室的浴盆里爬出来的。看到这两个体魄健壮的野，看到他们那么安详，那么相，胃又是那么好，这倒也令愉快。我现在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