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我感觉已经麻木的下身忽然疼的利害，男人每一次抽插都疼的揪心。同时我发现被鬼子轮奸都很少出声的上官文佳接客的时候也不停地发出痛苦的叫声。一次我接完客人出来时正碰上她，她见了我哇地哭了，泪流满面地说：“关姐，我疼啊，疼死我了，我下边都流脓了。”我一看，果然她的下身流着浓，阴道口烂了一大片。我慌了，不知出了什么事，叫来了老黄。老黄一看也慌了，低声骂了一句脏话，命人把我和上官扶进一间小屋。他们端来一盆黄黄的药水给我们洗下身，甚至把那烫人的药水灌进我们的阴道，直到这时，他们还捆着我们。
当天晚上，上官发起了高烧，开始说胡话，下身烂的越来越利害，脓流的满地，发出恶臭。我的下身也疼的越来越利害，尿变成混浊的黄色，里面还带着血丝，腥臭难闻。他们干脆抬来两个木桶，装上药水，让我们坐在药水里。上官已经解不出尿来，脸色蜡黄，不停地抽搐。这时我才明白鬼子为什么把我们放出来卖到这里的妓院，他们要让我们把性病传播给中国人，甚至传入根据地。送我们出来时塞进我们阴道的湿漉漉的棉絮肯定沾满了病毒，那是为了确保我们染上性病。明白了鬼子的阴险，我在心里痛骂鬼子毫无人性，也祈祷上官能度过这个鬼门关，她毕竟才是个17岁的小姑娘啊。可命运是残酷无情的，上官文佳又熬了一个白天，第二天的晚上，这个品貌出众的姑娘在连声的痛苦呼叫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被残暴的敌人折断了稚嫩的生命的翅膀。老黄发现上官的身子已经僵冷了，命人拿来两领破草席，连我一块用席子卷了，连夜扔到了城外的乱坟岗子。当时我也已经处在半昏迷状态，心里迷迷糊糊地意识到这是走向鬼门关。不知是老黄的药起了作用，还是我命不该绝，半夜时分我竟渐渐缓过气来。当我被夜晚的小风吹醒的时候，我胆战心惊地看见十几只野狗正在撕抢上官血淋淋的尸体，有几只还在试探着向我逼近。求生的本能使我强撑起身子向远处黑沉沉的镇子爬去。我爬爬停停，直到天亮，爬到一条小路上，我就又昏了过去。我再次醒来，已是在一间破草房的破土炕上，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救了我。他家只有他和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他告诉我，他姓李，他女人和另外几个孩子都因吃观音土胀肚死了，他要我留下来和他过日子。我答应了，短短几个月时间，我经历了地狱的熬炼，人已经完全失了形，没有人再能认的出我，我连死的心思都没有了。
我就这样和老李过了几年，解放前一年他支前死在战场上。我带着女儿自己过，由于我有文化，就在镇里的小学教书。解放后，我多次找组织说明自己的经历，但没有人相信我的话，我甚至无法证明我就是1941年二分区三区那个群工部副部长关桂瑾。我疯了一样不停地上访，但根本没有人听我的申诉。我就跑遍京、津等大城市，查资料，找关系，我已经不在乎别人是否承认我是谁，我想把我亲眼所见的梅花支队最后的结局报告给组织。奔波了几年我才发现，在所有能够见到的资料中，关于41年反扫荡突围的记载中，竟然根本就没有涉及梅花支队的只言片语，好象这200余名女兵根本就不曾存在一样。我的心彻底的凉了，我回到我战斗过、生活过、受苦受难过的土地默默地度过自己的余生。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这受过非人摧残的身子竟能撑到今天。我已经80多岁了，我已经闻到了坟墓的味道，但我不甘心，那200多名曾经风华正茂的战友就这样白白的惨死了吗？我要把我知道的说出来，这样，我死也可以瞑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