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事
，与我们企业无关。对于我们企业来讲，追求的只是利润。而且这样的问题也是你们地方政府无权去过问的。冯市长，我这个
说话比较直接，请您原谅。现在我们要谈的是我们商业上的合作问题。现在贵国的国民有一种绪，就是只要是我们
本的产品都应该被抵制。可是自从贵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双方在很多领域都加强了合作，特别是经济领域，我们的家用产品技术、汽车技术等等都在进
中国，而且大多是与你们合资在生产。就汽车行业来讲，在全球汽车产业链中，我们本扮演着基础
零配件生产基地的角色，以自动变速器为例，包括欧美车型、自主品牌车型等很多关键零部件其实都来自本本土生产。在本生产的零部件产品中，包括半导体、微芯片在内的高附加值零部件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绝对优势。亚洲、北美、欧洲都是本汽车零部件出
地区，其中集成电路、传感器、发动机、变速器等零部件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我们本是中国进零部件第一大国，不过在这个全球化趋
的年代，一件商品的生产常常由来自世界各地互不相识的们分工协作而完成，汽车的生产就是一个明证。即使是本本土生产的纯种系车，也需要其他国家的零配件，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车多少都流着本的血
。要抵制系车，合乎逻辑的结论其实就是抵制一切车。冯市长，我的这个说法您认同吧？”
我不得不承认他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如今中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越来越和扩大，我中有他，他中有我，而且这样的合作也确实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并且双方都因此获取了巨大的利益。而且他前面的话讲得也有些道理，两国政治和外
上的问题不是我们地方政府和他所在的企业可以去
足的。就我们上江市与他们这家企业来讲，我们双方最关键的东西其实还是经济上的利益。其实在这一点上我多多少少也有着一些仇的绪，这其实说到底还是民族血里面遗传下来的东西，这不是什么错误，而是一种根蒂固、挥之不去的绪。
不过我现在是这个地方的市长，必须要暂时放弃自己内心里面的这种绪，必须理智地去面对我们双方合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是那句话：我们国家现在最重要的是发展，只有一个国家的实力增强了，那才最有发言权。而对于我们地方政府来讲，大力发展好我们当地的经济，让老百姓过上更富裕的生活，这才是我们地方政府，乃至我这个市长的首要之责。
我不得不点
认同他的观点，随即说道：“我认真研究一下听证会的相关问题后再说吧。这件事其实我们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作为地方政府来讲，支持本地企业的发展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我不住向我道谢，接下来我们喝了不少的酒。这个本一喝醉了后就开始多话，他对我说道：“冯市长，其实我们两个国家的很多问题都是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二战结束后，我们本战败，当时是你们的国民党政府自己放弃我们的战争赔款。蒋介石当时是这样讲的：要对这次战争负责任的是本军阀，而不是本民。要求本民负担战争赔偿的做法是不公平的。后来你们的共产党政府也沿用了国民党时期的这种对政策。这里面有多种原因，一方面是政治的因素，另一方面二战结束后我们本一片废墟，即使是要我们赔偿也是无能为力的。当然，你们后来的共产党政府考虑得更多的还是政治和外因素。不过我们本对贵国的这种做法是心存感激的，现在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从一九七九年第一批元贷款实施，截止目前的这近三十年为止，我们本政府已累计向中国政府提供元贷款三万二千亿元。其实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知道，这些援助贷款相当于就是战争赔款。为此，我们本政府还因此与韩国、菲律宾等国家产生了很大的隔阂。冯市长，我们本与你们中国是一衣带水的两个国家，我们之间的恩怨可不是简单地就可以讲得清楚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应该着眼未来，共同发展才是硬道理。”
我发现这个本居然对我们国家的政治术语也是一套一套的，而且他的这些说法确实也是一种不争的事实。不过我觉得他的这种说法其实就是一种避重就轻。我心想，既然现在我们只是闲谈，既然他已经把问题谈到了这样的方面，那我也就应该标明一下自己的态度才是。
我说道：“不管怎么说，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德国与你们本对二战的反思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九七零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跪倒在华沙犹太大屠杀纪念碑前，从此德国民站起来了。可是你们本呢？你们的教科书淡化甚至美化侵华战争，你们的首相每每参拜靖国社，总是没有悔罪之诚意。田中先生，这是让整个亚洲地区曾经遭受你们侵略的民无法接受和理解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吧？”
他点道：“冯市长，你说的是事实。不过我前面已经讲了，这是我们本政府的问题。其实吧，世界上很多国家并不明白我们本心里的那种痛。准确地讲，如今我们本也就相当于是美国的殖民地。他们在我们国家驻军，我们国家的政府做任何事都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冯市长，这可是我们本国民心中最大的痛啊。所以我也能够理解我们本政府，我们与亚洲国家抗衡，这只是我们必须的一种保持自己脸面的做法了。”
说实话，我还从来不曾这样去思考过本国民心态的问题。现在听他这样一讲，顿时就觉得本其实也是很可悲的。不过我随即就觉得他的这种说法依然有一种狡辩的意味，其实也就是把他们所有的问题推到了美国的身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美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的处处手别国的事，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号，其实他们真正的目的还是其自身的利益。所以有讲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组织，这种说法并不为过。
不过现在我忽然发现我们探讨的问题过于地了，而且到了我作为市长不应该继续谈论这个话题的地步了。于是我笑着对他说道：“田中先生，我们不谈这样的问题了。来，我们喝酒。”
他很快地就被我灌醉了，这样的话题当然也就结束了。
汪省长和黄省长到我们上江市来参加第一批汽车下线的仪式后当天就回到了省城。我感觉得到汪省长对我态度的那种冷淡。但是我却只有在心里苦笑：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这说到底还是一个站队的问题。
其实作为官场中的来讲，这也是一种无奈。因为我自己本来无心去卷这样的矛盾之中，但是命运却让我无法逃避。由此我更加能够体会到王鑫的悲哀与无奈。其实这样的况并不仅仅是我和王鑫才会面临的问题，所有官场上的都是如此。
接下来我就在政府常务会上提出了关于将上江市出租车更换为我们合资厂生产的轿车的动议，同时也提出了这样的动议在进行出租车价格调整听证后再执行的建议。
这其实也是一种程序。即使是要进行价格调整听证，但也必须经过政府常务会通过后再进行。
在会上，我提出这个动议的理由很简单，那就是按照高标准打造这座城市的思维去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我说出的理由还算是比较充分，而且这件事毕竟还需要进行听证后才可以最后决定，所以与会的副市长们都没有提出什么反对的意见。
在接下来的听证会之前，我特地与吴市长认真商量了一下这件事的相关况。
我问他道：“老吴，你觉得我们这次听证会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市民代表会反对吗？”
他回答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