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则社、历亭席社、昆阳云簪社、吴门羽朋社、武林读书社以及山左大社于尹山，号称尹山大会，此会一开，正式宣布了复社的成立。
不比松散的东林。张溥更像是一个真正的政党领袖。无论是组织纲领还是行动策划，后勤钱粮筹备，张溥都有准备。
故而，其后复社接连召开大会，如崇祯六年召开虎丘大会，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往来丝织，游于市者争以复社会命名，刻之碑额，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有此也。
崇祯九年八月，复社又在桃叶渡召开大会，这一次是一次纯粹的政治集会，当时的吴应箕与冒辟疆、陈定生、顾子方等大开桃叶寓馆，悉会天启阉难死者诸孤十三人，声势浩大，剑指阉党阮大铖，惹得阮大铖十分忌惮，谈兵论剑，招纳游侠以图自保。
显然，比起只是名望甚高的东林。复社组织更严密，人数更多，基础更深厚，是一个格外有力的存在。
也正是复社的存在，让张溥虽然并无实权，却俨然江南真正的主人。
太仓州知州刘士斗到任后，“每事咨之，受先及天如告假归里，尝与瞻文(士斗)密切相左右焉”。崇祯六年(1633年)，太仓受风灾，“斗米千钱，太仓漕无输，刘士斗念切民瘼，与两张谋救荒之策。采广咨博访，得府胥宋文杰言’，。张采著《军储说》，张溥作跋于其后。明代漕粮输运，有严格规定，不得随意更改。二张主持救荒，变革漕规，足见两人本事。
而这一点，在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相入阁为辅一事上施展得淋漓尽致。
崇祯十四年，朝中“郑三俊、刘宗周、黄道周等皆得罪”。时任礼部郎的复社成员吴昌时移书张溥:“虞山(钱谦益)毁而不用，湛持(文震孟)相三月即被逐，东南党狱日闻，非阳羡(周延儒)复出，不足弭祸。”张溥对国家的前景十分担忧，也认为“非起复宜兴，终是孤立之局”，决定争取周延儒，使其重返内阁以控制局面。于是与钱谦益、项水心、徐勿斋、马素修等人谋于苏州虎丘石佛寺，“遣干仆王成贻七札入选君吴来之先生昌时邸中”。吴昌时当时“手操朝柄，呼吸通帝座”，但皇帝身边，内臣密布内外，“线索难通”，王成熟背七札，再“一字一割，杂败絮中至吴帐。为蓑衣裱法，得达群要”。
若只是寻常帮助周延儒复相那也算不得张溥厉害。
更厉害的是，张溥对周延儒说:“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名。”
说完这些，张溥又拿出密疏救时十余事，让周延儒上台以后一一做出。
要知道张溥和周延儒的关系，理应是周延儒高于张溥的。崇祯四年张溥应会试，周延儒主考，初识张溥，“恨相见晚，恩礼倍至”。论资格，周延儒是张溥座主，且长张溥九岁，张溥即是其弟子。
师徒纲常是古代铁律，却在张溥与周延儒身上走了样。
要知道周延儒也不是一般的政治人物。周延儒是一位当过内阁辅，这次要再度角逐内阁辅的大佬。现在，却依旧要听从张溥的吩咐。虽然荒谬，却不得不承认张溥的地位是真的高于周延儒。
崇祯十四年，张溥费尽心机，又殷勤期望周延儒施展自己的救国纲领，于是将周延儒推上了辅之位。
想到这里，黄宗羲想起了自己。
崇祯四年，张溥在南京召集“金陵大会”，当时恰好也在南京的黄宗羲经友人周镳介绍参加复社，成为社中活跃人物之一。这年，他还加入了由名士何乔远为领的诗社；后来，黄宗羲与万泰、6符及其弟宗炎、宗会等还在余姚组织过“梨洲复社”。显然，黄宗羲成了复社的骨干铁杆。
许是天意弄人。
黄宗羲很快却现自己陷入了一个莫大的窘境之中。(未完待续。)
ps： 昨天干活熬夜到一点，小说没顾得上。白天也忙，只好今天两章合并送了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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