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因为陌生
不知底细，禁不住他再三央告，毕竟还是把他卖进去了。临走却有许多嘱咐，说：“相公当心！你在此新来乍到，只怕你过不惯这样的
子，诸事务必留心；主面前千万小心在意，同事之间要和和气气。
我过几天再来看你！“那悲悲切切的
吻简直使诧异——从前厚道，连这样的关系里都有亲谊。小生得机会便将他的本意据实告诉一个丫环，丫环把小姐请出来，转述给她听。他便背剪着手面朝外站着，静等她托以终身。这时候的戏剧
减少到不绝如缕。
闵少
抱着孩子来接我，我一直赖着不走。终于不得不站起身来一同挤出去。我看看这些观众——如此鲜明简单的“
戏”，而他们坐在那里像个教会学校的恳亲会。真是怪，没有传教师的影响，会有这样无色彩的正经而愉快的集团。其中有贫有富，但几乎一律穿着旧蓝布罩袍。在这凋零的地方，但凡有一点东西就显得是恶俗的卖弄，不怪他们对于乡气俗气特别的避讳。有个老太太托买布，买了件灰黑格子的，隐隐夹着点红线，老太太便骂起来道：“把我当小孩呀？”把颜色归于小孩，把故事归于戏台上。我忍不住想问：你们自己呢？我晓得他们也常有偷
，离异的事件，不见得有农村小说里特别夸张用来调剂沉闷的原始的热，但也不见得规矩到这个地步。
剧场里有个
目高鼻子的黑瘦
，架着钢丝眼镜，剪发，留得长长的掳到耳后，穿着蓝布罩袍——她是从什么地方嫁到这村庄里来的呢？简直不能想象！——她欠起身子，亲热而又大方地和许多男打招呼，跟着她的儿
称呼他们“林伯伯！”“三新哥！”笑吟吟赶着他们说玩笑话。那些无不停下来和她说笑一番，叫她“水根嫂”。男男都好得非凡。每都是几何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宽度与厚度。整个的集会全是一点一点，虚线构成的图画；而我，虽然也和别一样地在厚棉袍外面罩着蓝布长衫，却是没有地位，只有长度、阔度与厚度的一大块，所以我非常窘，一路跌跌冲冲，踉踉呛呛地走了出去。
（一九四七年四月）
有几句话同读者说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
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惟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
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嫌疑的问题；何况私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不愿意耗费时间与
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
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是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所以在小说集重印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作为序。反正只要读者知道了就是了。
《传》里面新收去的五篇，《留》，《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桂花蒸 阿小悲秋》，初发表的时候有许多
率的地方，实在对读者感到抱歉，这次付印之前大部分都经过增删。还有两篇改也无从改起的，只好不要了。
我不会做诗的，去年冬天却做了两首，自己很喜欢，又怕家看了说：“不知所云”；原想解释一下，写到后来也成了一篇独立的散文。现在我把这篇《中国的夜》放在这里当作跋，虽然它也并不能够代表这里许多故事的共同的背景，但作为一个传末了的“余韵”
，似乎还适当。
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图，画着个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非常好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
（一九四七年）
《太太万岁》题记《太太万岁》是关于一个普通的太太。上海的弄堂里，一幢房子里就可以有好几个她。
她的气息是我们最熟悉的，如同楼下家炊烟的气味，淡淡的，午梦一般的，微微有一点窒息；从窗子里一阵阵地透进来，随即有炒菜下锅的沙沙的清而急的流水似的声音。主自己大概并不动手做饭，但有时候娘姨忙不过来，她也会坐在客堂里的圆匾面前摘菜或剥辣椒。翠绿的灯笼椒，一切两半，成为耳朵的式样，然后掏出每一瓣里面的籽与丝丝缕缕的棉花，耐心地，仿佛在给无数的小孩挖耳朵。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然而她还得是一个安于寂寞的。没有可
谈的，而她也不见得有什么好朋友。她的顾忌太多了，对难得有一句真心话。不大出去，但是出去的时候也很像样；穿上“雨衣肩胛”的春大衣，手挽玻璃皮包，
白脂红地笑着，替丈夫吹嘘，替娘家撑场面，替不及格的小孩子遮盖她的生活形有一种不幸的趋势，使变成狭窄，小气，庸俗，以致于社会上一般提起“太太”两个字往往都带着点嘲笑的意味。现代中国对于太太们似乎没有多少期望，除贞
外也很少要求。而有许多不称职的太太也就安然度过一生。那些尽责的太太呢，如同这出戏里的陈思珍，在一个半大不小的家庭里周旋着，处处委屈自己，顾全大局，虽然也煞费苦心，但和旧时代的贤妻良母那种惨酷的牺牲比较起来，就成了小巫见大巫了。陈思珍毕竟不是《列传》上的物。她比她们少一些圣贤气，英雄气，因此看上去要平易近得多。然而实在是更不近的。没有环境的压力，凭什么她要这样克己呢？这种心理似乎很费解。如果她有任何伟大之点，我想这伟大倒在于她的行为都是自动的，我们不能把她算作一个制度下的牺牲者。
中国向来是一结婚立刻由少变为中年，跳掉了少这一阶段。陈思珍就已经有中年的气质了。她最后得到了快乐的结局也并不怎么快乐；所谓“哀乐中年”，大概那意思就是他们的欢乐里面永远夹杂着一丝辛酸，他们的悲哀也不是完全没有安慰的。我非常喜欢“浮世的悲哀”这几个字，但如果是“浮世的悲欢”，那比“浮世的悲哀”其实更可悲，因而有一种苍茫变幻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