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阐明了她的审美观点与创作见解，对评价其作品相当重要。在这篇文章中，她宣称自己喜欢有更
长的回味的“苍凉”，喜欢像“葱绿配桃红”的“参差的对照”。“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
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不那么强调主题，而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也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
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她虽然喜欢素朴，却“只能从描写现代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生的素朴的底子”，文章虽或过于华靡，心所向往的还是海水一般“饱蓄着洪涛大
的气象”。虽然“只是写男
间的小事
”，却是意在写出
的素朴与放恣，并有意于“描写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要了解她的凄迷、惝*w的小说世界，不可不细读她的这篇文章。
海外兴起“张
玲热”，与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为她辟专章，并给予极高评价直接有关。夏氏称张玲是“今
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称《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说张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的年轻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物”。张玲创作的特色包括：（一）意象繁复、丰富，“《传》里所描写的世界，上起清末，下迄中战争；这世界里面的房屋、家具、服装等等，都整齐而完备。她的视觉的想象，有时候可以达到济慈那样华丽的程度。”（二）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三）处理风俗十分熟练，对的格揭示刻，“对于和之间的微妙复杂的关系，把握得也十分稳定”。一方面受弗洛依德和西洋小说的影响，心理描写细腻，且能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得益于旧小说，对白圆熟，和摸透了中国的脾气。“《传》里的物都是道地的中国，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有时候活得可怕。”夏志清还指出，“张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家。”在她的若
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这两种质巧妙的融合，使得这些小说都有一种苍凉之感。”
在夏志清评论之后，海外研究张玲的论著出了不少。一部分致力于对张玲作品进行
探究与赏析，比较有代表的是水晶的《张玲的小说艺术》一书中所收论文，如在《象忧亦忧，象喜亦喜》中，他分析张玲对意象娴熟而巧妙的运用，为读者打开了观看张玲小说世界的又一视境。《试论张玲〈倾城之恋〉中的话结构》虽为大胆的假想分析，却也别具只眼，富有新意，开掘出了作品中形象意蕴的繁复层面。《潜望镜下一男——我读红白玫瑰》一文对《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物心理描写更是有
彩的解析，以郁达夫的不足作对照，或有扬此抑彼之嫌，但听水晶细细道来，使对张玲
察物心理之与表现技巧之高，不能不佩服。水晶的评论，能引起读者对张玲作品更为浓厚的兴趣。还有一些研究论著评析了以往评论中较少谈到的作品，以及张玲的近作，扩大了对张玲的了解。
另一部分则是对张玲创作有不同看法，并展开了
锋。
对张玲创作持批评态度的评论者可以唐文标为代表。唐文标认为张玲是一个“活在新时代中的租界上海的旧作家”，是“没落的上海世界的最好和最后的代言”。在《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张玲早期小说长论》一文中，他从张玲的小说世界及其构建的角度，指出张玲的世界是荒凉的，“死”的，里面的物也都在走着死亡的路，“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在他看来，这都是与时代脱节的，而且缺乏积极的社会作用。唐文标与一些持相同意见的都认为张玲创作题材狭窄，物平凡，有趣味主义倾向。
唐文标等的意见遭到朱西宁等的猛烈抨击，被认为是“题材决定论”和狭隘功利主义。
对具体作品评价也有见仁见智，看法各异的，例如，有对《怨》和《金锁记》进行比较，认为《怨》在节上，欠缺《金锁记》那种复杂与，也缺乏度和严谨的结构（王拓：《〈怨〉和〈金锁记〉的比较》）。也有认为，《怨》削除了主角的儿，减低了悲剧的力量；但在结构和文字表现方面，《怨》处处胜过《金锁记》（李元贞：《文学论评——古典与现代》）。
应该指出，相当一部分研究者虽然也喜张玲的作品，赞同对张玲的小说成就及其创作才能予以较高评价，却不同意盲目推崇，这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
国内对张玲的介绍和研究，是从八十年代初再度开始的，张葆莘的《张玲传》（《文汇月刊》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和柯灵的《遥寄张玲》（《读书》一九八五年第四期）
以散文的笔调介绍了张玲的生平与创作，特别是后一篇，作者以张玲老友与历史见证身份，夹叙夹议，写来真动，评品允当。陆续发布的研究文章，有的看重张玲独特的艺术表现领域，认为：“她的作品对沪港畸形社会及其历史渊源的探索，很能体现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独特的一角，一定程度地把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在这块土地上的媾合所缔造的文化畸形儿的特点作了传的勾勒。这一幅幅旧中国的社会风画及其道德极强的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较少为涉及，因而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丁尔纲：《“龙”的生活与“龙”的艺术——读张玲的〈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九八五年第四期）。也有的看重她“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某些表现手法和特点溶于一炉，把小说写得华美而又悲哀，富丽而又苍凉；充满缤纷的意象和朦胧的暗示，而又力求作真实、细的刻绘；强调启示和联想，而又不摒弃传统小说的路数”，走的是一条“中西合璧”的道路，对小说艺术形式的创新，对小说的现代化和民族化会有启发。（金宏达：《张玲短篇小说选。前言》）还有感兴趣的是：“一方面，是小说十足的‘现代气息’，在她心营构的艺术世界里所展示的地道文化意识实现了对以往小说镜子般反映生活模式的超越，……
另一方面，却是小说的平民化表现。“（王嘉良：《贵族艺术的平民化表现》，《天津社会科学》一九九年第一期）。也还有些研究文章试图从不同角度切张玲的创作，如从作为创作主体的张玲的”失落者“心态对创作的影响来理解她的作品（宋家宏：《张玲的”失落者“心态及创作》，《文学评论》一九八八年第一期），对张玲的作品与《红楼梦》作具体的比较研究（吕启祥：《〈金锁记〉与〈红楼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九八七年第一期），以及从文学演进的角度阐述张玲作品的思想内涵（于青：《
时代的谢幕》，《安徽教育学院学报》一九九一年第二期）。
所有这些研究都显示，张玲的小说世界是有着众多幽丽、迷的景观值得发现和欣赏的。
关于张玲著作出版况：《传》最早于一九四四年九月由上海杂志社出版，同月再版，加上一篇序言。《传》增订本一九四七年由上海山河图书公司出版。《流言》则于一九四五年由中国科学公司出版。《十八春》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由上海亦报社出单行本。一九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