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一回想那些案件发生的时间，一切也就明了了。
“通海案”发生于顺治十八年，“哭庙案”和“江南奏销案”同样是顺治十八年，而在后世因一部武侠小说而为世人所熟知的“庄氏明史案”则亦是发生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二年。
当时的大背景是郑成功于顺治十六年的南京之战中惨败，虽然很快就取得了厦门大捷，但是其自身已经无力再度北伐，只得转而东征台湾，意在借助于他控制的金门、厦门——澎湖——台湾这一线将台湾海峡的过路费收全，同时在台湾进行屯田，加快恢复力量。而西南明军那边，永历帝南狩缅甸藩国，李定国则被吴三桂挤得无落脚之地，曾经拥兵数十万的大西军已经灰飞烟灭了。
换言之，当时的抗清运动已经基本上被镇压了下来，尤其是江南不存在军事威胁的两年后，满清才敢对东南士绅下狠手。在此之前，他们难道不想这样做吗，不，他们很想，东南士绅蹬鼻子上脸的事情做得太多了，光是逃税、抗税就已经让满清忍无可忍。可是就连满清都知道，军事威胁尚在的情况下是不能太过逼迫的，否则大局糜烂他们可能连滚回老家的机会都未必会有了。
现如今，陈文占据了浙江的金衢严处台温这六个府，外加宁波府的象山县和江西广信府的玉山县，地盘就这么大，周围的清军却一点儿也不少。
江西有洪承畴、张勇、李本深、胡茂祯，福建有靖南藩耿家以及大批的福建绿营，杭州是满清第一勇士鳌拜的铁哥们、在西南战场上至今唯一保持不败的八旗军大将章佳达素，苏州那边还有个把郑成功一夜弄回解放前的梁化凤，而且哪一个方向的兵力上都不比他少。
如此处境，若是内忧外患同时爆发，幸存与否都很难说。就算是能够幸存下来，这几年的积累也都完了。远不如像周岳颖此前建言的那般，温水煮青蛙，像剥洋葱那般一点点的分化瓦解东南士绅来得稳妥。
治大国如烹小鲜，在如履薄冰的今天，对付这等既得利益集团时，自然是要小心谨慎，把一切都想周道了再小心下手。尤其是对于东南士绅这等正常情况下本就不甚团结的既得利益集团，打一派，拉一派，用遭受打击的士绅势力来喂养尚在胚胎状态的军事贵族集团，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浙江邸报》已经开始发行，掌握舆论制高点，再向那些第一批的倒霉蛋下手，甚至在军中陈文也开始有意识的借此将皇明的旧营兵和现在浙江明军的新军区别开来。只可惜，具体的成效陈文还没来得及看到，此前收复台、温的条件反射就先过来了。(未完待续。)
